我們為什麼要讀經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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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我們為什麼讀經典


讀者朋友們大家好!這篇文章,原本是我為中國中央電視台《百家講壇》欄目《我讀經典》系列所做的一個開場白。因為受到電視節目時間的限制,許多內容沒有放開講,後來到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才講全了。把它整理出來發表,是因為現在不少人都主張重讀經典。我自然也是贊成的。這就產生了三個問題。第一,我們為什麼要讀?第二,讀什麼?第三,怎樣讀?在這裡,我想發表一點個人的看法。


我們為什麼要讀經典?其實說起來也很簡單,因為經典是人類文化的精華。古人有雲:取法乎上,僅得乎中。也就是說,你學最好的,充其量也就能有個中等水平。如果取法乎下,那就等而下之了。所以,我們讀書,就應該挑最好的讀。最好的書是什麼呢?經典。所謂「經典」,就是一個民族、一個時代最有意義最有價值的著作。而且,它的意義和價值還是永久性的。什麼叫「經」?經就是恆常,叫經常。什麼叫「典」?典就是模範,叫典範。換句話說,經典就是「恆久的模範」。這樣的書不讀,讀什麼?


那麼,為什麼要讀先秦諸子?因為先秦諸子是經典中的經典,精華中的精華,是最寶貴的文化遺產。我們知道,先秦諸子所處的時代──春秋戰國,是我們民族的黃金時代。在人類歷史上,也是一個了不起的時代,叫「軸心時代」。「軸心時代」是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的命題。他在1949年出版的《歷史的起源與目標》一書中說,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,是人類文明的重大突破時期。在這個時期,世界各民族都出現了偉大的精神導師,成為世界各大文明的標誌。比方說,古希臘有蘇格拉底、柏拉圖、亞里士多德,以色列有猶太教的先知們,印度有釋迦牟尼,中國則有孔子、老子等等。他們提出的思想原則塑造了不同的文化傳統,也一直影響著人類的生活。所以雅斯貝爾斯把這個時代稱為「軸心時代」。



軸心時代的思想家許多都是同代人。其中釋迦牟尼的生卒年份比較麻煩,全世界有60種說法。按照中國學者的研究結論,他應該生於公元前565年,卒于公元前485年,活了80歲。這樣,釋迦牟尼(約前565-前485)就與孔子(前551-前479)同時,蘇格拉底(前469-前399)則與墨子(約前468-前376)同時,柏拉圖(前427-前347)可能與老子(不詳)同時,亞里士多德(前384-前322)則與孟子(約前372-前289)、莊子(約前369-前286)同時。大家想想,這是不是很有意思?




這樣一些偉大的思想家,為什麼會集中出現在歷史的同一時期(公元前6-3世紀)、地球的同一緯度(北緯30度上下),這是一個謎。它也許只能用馬克思的說法來解釋,即那是「歷史上的人類童年時代」之「發展得最完美的地方」(《〈政治經濟學批判〉導言》)。更有意思的是,雖然中國、印度、中東和希臘遠隔千山萬水,但這些思想家的思想卻有很多相通之處,那就是對人與人類社會的「理性態度」和「終極關懷」。他們不約而同地在思考,人,究竟要怎樣才能幸福;社會,究竟怎樣才能和諧。正是這些思考,影響了各自民族的文化,而且達數千年之久。這樣的思考,我們怎能不知道,不了解?


或許有人會問:那麼久遠的思想,現在還管用嗎?管用!實際上,這些思想家和先驅者的思想,也一直在影響著我們。為什麼呢?因為這些思想家思考的,是一些永遠的問題。比方說,什麼是人生,什麼是幸福,什麼是智慧,什麼是永恆。這些問題,儘管哲學家們做過無數次回答,有過許多的結論,它們卻仍然是問題。為什麼呢?因為第一,這些問題不是關於物的,而是關於人的。只要人是一個問題,它們就永遠成問題。第二,這些問題也不僅僅屬於某某「學」,或者某某「家」。它們屬於全人類,屬於每個人。每個人都會面臨這些問題,也都會思考這些問題,還會有不同的結論。這樣,它們就永遠是問題。


於是,當我們為這些問題所困惑時,我們就會想到那些先哲,想到那些經典,想知道他們是怎樣思考怎樣回答的。這便正是哲學和經典的意義。也就是說,我們今天閱讀經典,閱讀先秦諸子,不過是為了幫助我們自己思考人生,獲得智慧。

回答了這個問題,我們也就同時回答了第二個問題:讀什麼。讀什麼呢?讀人,讀人生,讀人生智慧。

那麼,我們能夠從先秦諸子當中,讀出什麼人生智慧?

這就只能談一點個人的體會了。由於先秦諸子博大精深,我們能夠貢獻的,不過是自己的一孔之見。我們希望通過這些心得,引起大家的興趣,並提供一些參考。至於我自己的體會,我想概括為這樣幾句話:讀孔得仁,讀孟得義,讀老得智,讀庄得慧,讀墨得力行,讀韓得直面,讀荀得自強。


二 讀孔得仁


先說讀孔。

孔子思想的核心是「仁」,這一點大約沒有什麼問題。但什麼是「仁」,說法就很不一樣。孔子自己,就有好幾種說法,比如「愛人」(《論語·顏淵》),比如「己欲立而立人,己欲達而達人」(《論語·雍也》),比如「克己復禮曰仁」(《論語·顏淵》)。我自己比較認同的,是孟子的說法:「惻隱之心,仁也。」(《孟子·告子上》)仁,當然不等於「惻隱之心」,所以孟子沒說「仁,惻隱之心也」。不過,一個人如果有了「惻隱之心」,那就是「仁」,或者說就有「仁愛之心」了。


為什麼這樣說?我們先看什麼是「惻隱之心」。惻和隱,都有憂傷、悲痛的意思。所以,惻隱之心,就是「憂傷之心」,就是「悲痛之心」。這又有什麼稀罕呢?誰沒有憂傷?誰不會悲痛?原來,惻隱之心,並不是自己悲痛,自己憂傷,而是能夠體驗到別人的悲痛,別人的憂傷,從而不忍心讓別人悲痛憂傷。所以,惻隱之心,其實就是同情心、憐憫心。它的基礎和核心,則是「不忍之心」。這個「不忍之心」,孔子沒說,孟子講了,在《梁惠王上》。我們且來看孟子和齊宣王的這段對話:


孟子說,臣下聽人講,有一天,有人牽著一頭牛從堂下走過。大王問他,這頭牛要牽到哪裡去?那人說,牽去宰了,用它的血來釁鐘。大王說,放了它吧!我實在不忍心看它哆哆嗦嗦的樣子,毫無罪過卻要去死!但是釁鐘的儀式又不能廢除,結果大王便用一隻羊換了這頭牛,有這事嗎?

齊宣王說,有。

孟子說,老百姓都認為大王小氣吧?

齊宣王說,是呀!不過齊國再小,寡人也不至於連一頭牛都捨不得。實在是不忍心看著它哆哆嗦嗦地無罪而死,這才換成了羊。

孟子說,老百姓這樣講,並不奇怪。要說「無罪而就死地」,牛和羊又有什麼區別?

齊宣王說,寡人也講不清是怎麼回事,看來只好讓老百姓說寡人小氣了。

孟子說,沒關係。事情其實很簡單,就是大王只看見了牛,沒看見羊。看見羊,大王也會不忍心的。這種「不忍之心」,就是「仁」啊(是乃仁術也)!有這份「仁愛之心」,就能夠一統天下呀(是心足以王矣)


這個故事說明了什麼呢?說明了三點。第一,仁,首先是「不忍之心」,即不忍心看見別人無緣無故地受到傷害(無罪而就死地)。這種「不忍之心」不但會加之於人,還會加之於動物,比如牛、羊。第二,這個「不忍之心」乃是道德的基礎和底線。實際上人們為了生存,難免會做一些「不忍之事」。毛主席說得對,一個人做點好事並不難,難的是一輩子只做好事,不做壞事。既然大多數人都不可能只做好事,不做壞事,那我們憑什麼判斷他是好人還是壞人呢?恐怕就看他有沒有「不忍之心」。只要有這份「心」,那他就仍然是「仁者」,或者有成為「仁者」的希望。所以,孟子並沒有要齊宣王把那隻羊也放了,反倒一再肯定「是心足矣」。第三,有了這個基礎和底線,我們就能建立起完整的道德體系,甚至建立一個道德的社會。因為一個人有了「不忍之心」,就證明他有一種設身處地、將心比心的心理能力。有這個能力,就能由此及彼,推己及人,由對某件事、某個人的「不忍」,推廣為對全世界、全人類的「不忍」,進而推廣為對全世界、全人類的「愛」。這不就正是孔子的主張嗎?


實際上孔子的主張,如果說得白一點,那就是「從自己做起,從身邊做起,讓世界充滿愛」。孔子把這樣一種由此及彼、推己及人的做法,稱之為「能近取譬」,並認為這是「仁之方」(《論語·雍也》),即實踐仁德的方法和途徑。具體地說,則又有兩個方面。正面的是「己欲立而立人,己欲達而達人」(《論語·雍也》),反面的是「己所不欲,勿施於人」(《論語·衛靈公》)。這兩個方面,哪個更重要?己所不欲,勿施於人。因為你只有做到不把自己不願意的事情強加於人,才能進而做到在自己追求幸福的時候,也讓別人感到幸福。可見「讓世界充滿愛」的前提,是必須每個人都有「不忍之心」,包括對動物的「不忍之心」。


這讓我想起在 2006年4月21日《南方人物周刊》讀到的一篇文章,標題叫《老鼠,作為證據》,作者是劉瑜。文章說,有一隻老鼠,在廚房裡被粘板粘住了,垂死掙扎。這讓她想起了另一隻也是被粘住的老鼠,叫了兩天才死去。她還想起自己小時候,有一隻老鼠被鄰居老爺爺用開水燙死了。這些事擱在任何地方,可能都稀鬆平常。滅鼠嘛,好像沒什麼不對,作者也沒說不該滅老鼠。讓她受不了的是:一,生而為鼠,並不是它的過錯。二,如果一定要死的話,為什麼不能讓它死得痛快一點,不那麼備受折磨呢?文章說:「便是『齷齪』如一隻老鼠,也會痛,也會絕望,也會掙扎。更糟的是,它的痛,也會傳染給你。」


說實話,這篇文章讓我很感動。我沒有想到,一個人的惻隱之心竟會及於一隻老鼠。在許多人(也包括我)看來,老鼠是骯髒的、醜陋的、作惡多端和死有餘辜的。不是說「老鼠過街,人人喊打」么?既然必須消滅,又何必管它怎麼死呢?但我們,就說我吧,卻從來沒有想過,生而為鼠,並不是它的過錯;也沒有想過,即便它「罪該萬死」,也不意味著就該折磨至死。然而劉瑜想到了,這讓我感到慚愧。是的,慚愧!因為只有徹底到連老鼠都能同情,才真正是有「惻隱之心」。不難想象,一個連老鼠之死都深感「不忍」的人,會怎樣對待其他動物,怎樣對待人!事實上,不忍心其無罪而死,不忍心其折磨至死,正是現代社會法治與人權的心理基礎和人性基礎。在這裡,我們高興地看到了傳統與現代的對接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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